三国志x(三国志是指哪三国)

1、三国志是指哪三国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主要就是记载了魏国，蜀国，吴国这三个国家的事情。由于是纪传体所以是分人物介绍的。这是一部史书而不是小说。

《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记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2、三国志是什么？

《三国志》简介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编辑本段]作者介绍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编辑本段]《三国志》原文

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卷五 魏书五 后妃传第五

卷六 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

卷七 魏书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卷八 魏书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卷九 魏书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

卷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卷十一 魏书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卷十二 魏书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卷十三 魏书十三 锺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卷十四 魏书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

卷十五 魏书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卷十六 魏书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卷十七 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卷十八 魏书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卷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卷二十 魏书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 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卷二十二 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毋丘诸葛邓锺传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卷三十 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第一

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第二

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

卷三十五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

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卷三十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第七

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

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传第二

卷四十八 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卷四十九 吴书四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卷五十 吴书五 妃嫔传第五

卷五十一 吴书六 宗室传第六

卷五十二 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卷五十三 吴书八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卷五十四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卷五十五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卷五十六 吴书十一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卷五十八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卷六十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

卷六十一 吴书十六 潘浚陆凯传第十六

卷六十二 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卷六十三 吴书十八 吴范刘敦赵达传第十八

卷六十四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卷六十五 吴书二十 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具体内容在

，百度百科的字数限制太强，绝非广告，仅供学习）

[编辑本段]《三国志》特点与质疑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书》“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3、《三国志》的作者是谁

《三国志》作者是陈寿。

若说《三国演义》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三国志》就是它的根了。《三国志》的产生完全是由陈寿私撰，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委派，其中风险可想而知。虽后期得到了官方认可，但也却差一点泯灭于浩瀚历史之中。

《三国志》问世后，张华等重臣极为推崇，但是与张华有矛盾的大臣荀勖，则指责陈寿在书中诋毁了提拔过他的曹爽。再加上陈寿为人不会变通，不会讨好荀勖，因而被荀勖排挤出朝廷，被派到长广去当太守。陈寿因为母亲病重，不肯赴任。陈寿又经过大将军杜预推荐，在朝廷当了御史治书。

陈寿介绍

陈寿出生于三国时，国力鼎盛时期的蜀国，所以他少年时代有较稳定的环境读书。在当时著名学者谯周的熏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通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之类的史书，而且对史书的编纂方法有较深的研究。

他曾实验性地写过一些书，比如《益部耆旧传》十篇、《古国志》五十篇，不过这些书都没流传下来。由于陈寿文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在谯周的一众学生中，算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当时就有人把陈寿比作孔子门下的子游、子夏。

4、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有什么区别？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体例不同：《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内容主要是记录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他历史时期的事件。成书时间不同：《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是在《三国志》所记载的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文学作品；而《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距离三国很近，因而可以保证这部史书的真实性。承续关系不同：陈寿写作《三国志》依靠的是他自己多年收集的历史资料，而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则主要取材于《三国志》。也就是说，《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母体。人物塑造不同：《三国演义》为了突出刘备的仁德，强化了其他人物的反面形象，如张飞、关羽等；而《三国志》则更注重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如诸葛亮、曹操等。

总之，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母体，两者有着密切的承续关系，但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所不同。